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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海英：埃及学是西方人创建的学科，它的主流研究者都来自英、法、德、美等欧美国家，几乎“垄断”了这个学科的话语权。埃及本土的埃及学研究也比较滞后。中国对埃及学的研究起步很晚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埃及文物可供研究，这些文物大多藏于欧美各大博物馆。近几年，随着埃及旅游持续升温，中国民众开始更多地了解埃及。

从研究路径来看，欧美国家是先有埃及文物，对埃及建构出印象，然后再去研究。在埃及学诞生前，欧美就有许多探险家把埃及文物带回本国，并有了大众化的过程。例如19世纪的一些设计师将提炼出来的埃及元素用于建筑设计、室内装饰，成为一种流行范式。而当真正的埃及学研究开始时，欧美学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在考古时就会选择他们普遍感兴趣的内容，比如斯芬克斯、方尖碑、金字塔等。

中国学者是在埃及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普，因此我们的责任很重，要把已经建构起的埃及形象所造成的一些误读、刻板印象更正过来。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，同类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力。不同于西方学者葡萄新京·尼威斯，中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明是“欣赏”胜过“猎奇”。两大古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，能够加深对彼此的理解，在“他者”中看到真实的“自我”。

中国埃及学对埃及文字的关注，显示出强烈的中国特色。几乎所有在晚清时期到访欧洲的中国人都惊讶于埃及象形文字，并对埃及文明的古老赞叹不已。这种反应是基于他们对象形文字与汉字的比较，将古埃及与中国古老的夏、商、周王朝等联系在一起。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曾指出，研究埃及文字，进而研究埃及文化和历史葡萄新京·尼威斯，将有助于中国人调查自己的过去。